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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18:文学创作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2019-07-03来源:大西部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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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文 | 白烨


回顾刚刚过去的2018年,可以说,每个文学工作者都格外繁忙,这背后体现的是工作的繁多、事业的繁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2018年的文学领域,在这方面显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报告文学,抑或是理论批评,都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总导向下蓬勃发展,持续演进,取得了新的成就,呈现出新的特点。在这其中,我觉得有两大亮点,值得特别关注。一个是报告文学创作,一大批反映重大工程建设和科技进展的作品、描写行业英才和时代楷模的作品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做到了在反映时代气韵、传导时代脉搏中与火热的时代一同前行。另一个是长篇小说创作,2018年以年产量8000部左右维持了持续高产的态势,而且名家新作与新人力作交相辉映,涌现出不少有分量又有新意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在体现写作题材多样化的同时,集中凸显了现实题材创作的强势发展。更令人可喜的是,在这样一个总态势背后,体现出文学工作者高度的文学自觉与文化自信,这是比看得见的成果更为重要的看不见的内力。



小说:

感受文学的神圣精神

文 | 贺绍俊


从2018年小说创作中,能强烈感受到文学的神圣精神。例如,老作家宗璞在几乎失明的状态下完成了“野葫芦引”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北归记》。为此,宗璞前后写了30多年,仿佛是在完成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终于在耄耋之年进入自由的精神境界,迎来了大丰收。另一位90岁高龄的老作家徐怀中也写出了长篇新作《牵风记》。40年前,徐怀中将人性美的主题引入军旅小说创作,《牵风记》再一次延续了作者的文学理想,小说由战争前夕的一张集体照牵出了一段段战争岁月的甘苦。李洱投入全部心血写了13年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其中涉及中外典籍500余种,足见他为写作所做的准备是多么充分。在写作过程中也几经磨难,是文学信念支撑着他坚持了下来。这是一部思想容量宏大、作家自我主体意识强大的小说,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这几位作家对文学理想的执著追求具有代表性,正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一大亮点。


2018年的小说创作也证明了当代小说的文学品质在不断提升。比如,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充分展现了她的温暖和柔情,并且多了一层沉稳、厚实和勇敢,她的想象在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畅行。又如,肖亦农在长篇小说《穹庐》中表现出超凡的叙述能力,以及现实主义的思想勇气和智慧;滕贞甫在长篇小说《刀兵过》中以温柔敦厚的美学品格,塑造了一位在历史大动荡中坚守文化信念的社会乡贤;陈继明的长篇小说《七步镇》既魔幻又现实,让现实的心灵救赎与历史的命运坎坷成为一个人的前世今生,构思巧妙,文字机智。可以说,文学品质的提升体现在众多作家的优秀作品之中,它们很多都是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这也意味着当代小说正在迎来成熟、收获的季节。


2018年的小说创作还让我们看到了更多“80后”、“90后”文学新人的崛起。比如,我读到班宇的《逍遥游》,惊异于作者面对沉重的生活有如此坚韧的心,他以豁达的方式去安抚人们疲惫的身体。王占黑的《小花旦的故事》显示出强大的叙述能力,温暖的文字里表达了一个时尚的“90后”对长辈的宽容和理解。年轻一代作家普遍具备良好的文学教育背景,对经典的学习也更加自觉和成系统,因此他们的小说具有更多的知识含量以及清晰的传承脉络。他们的创作让我们对文学的未来充满期待。

诗歌: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文 | 吴思敬


在我看来,2018年的中国诗歌走势可以用唐人王湾的两句诗“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来加以概括。


近些年来,诗坛上恶搞事件不断,2018年,这种恶搞的风气有所收敛,大家更加静下心来创作、阅读。以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选为例,前几届诗歌奖一公布就会引起巨大争议。但2018年鲁奖诗歌奖公布后却相当平静,这表明评委会的评审更加公平与公正,获奖者也得到诗坛多数人的认同。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诗人明白,诗歌只与诗人的生命有关,与自由精神有关,诗人的存在感只能来自于踏实的写作而不是炒作,真正的诗人不会被世俗的潮流所左右。


世纪之初开始形成的一轮不温不火的诗歌热,在2018年持续加温。一些地区办起了自己的诗歌节,诗歌采风、诗歌评奖、诗歌研讨会、诗歌朗诵会络绎不绝,中外诗人的交流越来越深入与广泛。中生代诗人依然是2018年诗坛的中坚与骨干,更年轻的先锋诗人也崭露头角。诗歌创作的多元性与差异性日趋明显——既有个人化的袒露心怀的抒情,又有强调深度与厚重感的心灵史的探求;既有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生存状态的贴肉描绘,又有对生存意义、人生价值的终极思考;既有前现代的慨叹农业文明失落的田园牧歌,又有后现代的对荒诞世界的戏谑与反讽;既有从哲学高度出发的灵性书写,又有对世俗生活潜在诗意的开掘⋯⋯诗歌的呈现方式更加多元化,诗歌与音乐、戏剧等进一步融合。其中尤为值得提出的是上海作协联手上海轻音乐团打造的《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音乐史诗》,让古代神话精神在现代诗歌中复活。


2018年,诗人与评论家发表了诸多关于改革开放40年诗歌创作的研究、回忆文章。各地作协、各研究机构也围绕这一主题开展活动,深入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诗歌发展的历史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诗诞生的策源地北京大学举行的百年新诗纪念大会,来自海内外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汇聚一堂,总结新诗百年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基本经验,同时立足当下,对新诗未来的发展提出期望。2018年经历的一切,使诗人们心中更有数了,目标更明确了,他们驾驭着诗的航船,将在新时代的滚滚洪流中高悬风帆,勇敢向前。


报告文学:

创作持续向好

文 | 李炳银


年终常盘点,把酒话桑麻。2018年,报告文学创作成绩持续向好,令人欣慰。作家坚持既定的目标方向不动摇,走向现实生活前沿的热情依然高涨,客观的观察思考和建设性的社会态度表现突出,作品的时代特点与影响力不断加强。何建明报告黄大发为摆脱贫困带领村民坚韧不拔修“天渠”的《山神》、宏阔视野下书写上海浦东开发的《浦东史诗》,朱晓军、杨丽萍叙述北大荒留守知青生活及命运经历的《大国粮仓》,长江报告港珠澳大桥建设伟业的《天开海岳》,徐剑“史志”式书写火箭兵成军历史道路的《大国重器》,张雅文呐喊拯救青少年犯罪灾难的《妈妈,快拉我一把》,刘国强真实动情书写科学家黄大年动人事迹的《祖国至上》,冯小军、尧山壁书写塞罕坝封沙植绿坚定意志及艰难行为的《绿色奇迹塞罕坝》,简平描绘浙江乡村创新个性民主方式的《权力清单》,罗胸怀关怀悲悯英雄身后事的《山河在上》,孙翠翠关注东北社会变革中乡村人们命运起伏的《最后的龙爪沟》,吴虹霞关注社会养老问题的《当你老了》,以及李迪的《英雄时代》、唐明华的《大风歌》、张向持的《根基》等作品,都是富有题材吸引力和独特思想情感、有时代气息与烟火氛围的作品。这些报告文学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一贯的社会参与态度和担当责任精神,努力“经世致用”,在投入现实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提高报告文学的质感与文化功能。报告文学以几十年不变的方向坚持与深入务实行动,以在建设中推进社会文明发展的积极态度,日益显示出自己的思想情感力量和文体潜力,前景令人鼓舞,令人期待。


散文:

静水流深

文 | 王兆胜


像一条历史长河,散文经过20世纪前后的汹涌澎湃,到2018年趋于平缓,变得静水流深,一如幽深的潭水。


与以往历史文化散文的泛滥不同,2018年散文加大了现实分量,也多了对于时代和社会及其未来的思考,还确立了更大的格局和精神高标。蒋子龙《故事里的事故》、张炜《半岛渔村手记》、南帆《生命在别处》、王尧《我将他们视为道德英雄》、韩小蕙《百年不倒的协和》、熊育群《双族之城》、烟驿《村庄》、石舒清《手机文录》等较有代表性。透过这些作品可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风尚之所向、文化精神的张扬。


对于世界人生难题的探索阐释,成为2018年散文的突破点。有的重情,将亲情提升到博大的仁慈;有的重理,由可知世界转为未知世界。朱鸿《母亲的意向》、毛子《我家三婶》、蒋新《娘心高处》、葛全璋《安详》里都有超出小我的“大爱”;王剑冰《草木时光》里有遍及山川草木的仁慈;贾平凹《六十年后观我记》、穆涛《中国人的大局观》、庄伟杰《一棵移植的树》、简默《路上的它们》、绿窗《击壤歌》中充满天地大道;李书磊的《宦读人生》对为官为文进行了辩证理解和提升;鱼禾《界限》中则有神秘主义的不知之知。像一个潜水者,2018年散文潜得很深,对于世界、人生、人性的经纬探寻多有创获。


克服散文的非文学性,赋予其深度的审美诗性,是2018年散文的一大特色。以往无文学性的散文多,即使有文学性、诗意和美感也多是小情调的。2018年,诗意浓郁、灵性挥发、优雅美妙的散文进入深度书写,像彭程《心的方向,无穷无尽》、胡竹峰《墨书》、徐风《手感的沧桑》、辛茜《风马风马》等都是如此。其中,北乔《坚硬里的柔软》是一篇力作,它用诗意拨动心弦,进行了形而上的哲思。


2018年散文也有不足:难以更好地反映时代的重要命题,尤其不能把握转型期深刻的历史文化变动;一般性、不走心的作品,碎片化、过于随意、缺乏提升者仍不在少数。


理论批评:

现场感更强

文 | 汪政


对2018年的理论批评来讲,重中之重就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文艺理论成果与经验的梳理总结,主要是从四个方面进行的。第一就是在文艺认识上的正本清源,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强烈推动之下,文艺理论界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使得文艺真正地回归到本体,并且进一步科学地厘清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使文艺真正地进入了“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轨道。第二个方面就是与改革开放同步,中国文学在几十年里完成了与世界的接轨,成为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体现在创作上,也体现在文艺批评上。从观念、方法到话语形态,中国文学的理论批评不但由此进入了现代化,而且为中华传统美学的振兴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第三就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的理论批评开始积极建构相应的理论体系,在文学消费、文学接受、文学生产等方面都积累了相应的成果。第四,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网络文学的兴起,网络文学研究与批评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种类,在这一二十年间异军突起,日益走向成熟。


2018年的理论批评在围绕中心话语的思考上也结下了丰硕的成果,批评家们在诸多论题上展开了思考。一方面,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命题焕发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从中国文学现状出发,批评家们不断回答文艺现实的理论期待。比如,如何解决文学领域人民的需求与文学生产的诸多不平衡的问题,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审美期待;比如,对文学的人民性问题研究,是对文学根本属性的再思考,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理论深化,更是从社会阶层的不断变化理解人民的文学权利; 又比如,如何解决文学有“高原”无“高峰”的顽疾,批评家们或从正面强调文学的审美标准,或者直面当下文学病象,以“剜烂苹果”的精神对文学创作进行批评; 再如,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讨论,理论家们呼吁作家们关注社会,介入现实,以文学的方式回答急剧变化的时代所提出的问题。


2018年的理论批评是现场感更为强烈的批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其话题的现场性,比如密切关注渐渐进入现场的新生代作家,批评家们将热切的希望、宽容与期待投向“90后”乃至“00后”的文学群体; 又如,对新兴的文学形态与审美表现形式表现出应有的敏锐。当然,2018年是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年,又是长篇小说的丰收年,这些亮点无疑受到了理论批评的关注。第二是理论批评的活动性。近年来,理论批评已经越来越摆脱传统话语形态,对谈、讲座、读书会、新书推介、新媒体节目等都成为理论批评新的生产方式,许多活动性的理论批评已经做出了品牌。这种现场感十足的“非典型性”的理论批评,不仅适应现代人群的活动规律,释放了理论批评的活力,也在互动中传播了理论批评的成果,使更多的受众参与到文学生活之中。


少数民族文学:

多彩而丰收

文 | 赵晏彪


2018年,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中国作协党组的支持下,少数民族作家加强了深入生活的力度,以拼搏精神辛勤耕耘,以多彩而丰收的创作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巨大变化,丰富了各民族人民的精神生活。


2018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现出了“井喷式”跃升。在小说方面,田瑛《生还》、苏兰朵《诗经》、凡一平《上岭村戊戌年纪》、马金莲《底色》、王华《平民的货币战》、陶丽群《白》、肖勤《亲爱的树》、海东升《马兰叔叔的传奇人生》、李进祥《薪火》、何延华《赶马的洛桑》等在《当代》《花城》《长江文艺》《作家》《清明》《南方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引人关注。


2018年,少数民族散文创作成绩不俗。丹增《巴拉格宗记》、叶梅《红月亮》、侯健飞《名士与历城》、石舒清《手机文录》、关仁山《那一条古老而美丽的茶道》、石一宁《紫云归来常看云》、尹汉胤《韩世昌的昆曲人生》、帕蒂古丽《下雪了,我就回来》、马笑泉《“老派”读书人》、石彦伟《西海固:若有倾听,肯与倾诉》等刊发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文学》《文艺报》《中国作家》《大家》《十月》等有影响力的报刊。 


诗歌历来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强项,整体表现抢眼。较为突出的有,白庚胜、晓雪、鲁若迪基、北野、娜夜、大解、高若虹、娜仁其其格、扎西才让、黄土路、苏笑嫣、刘年、冯娜、舒洁、曹有云、冉仲景、宁延达、羌人六、刚杰·索木东、石才夫、艾傈木诺等诗人的作品被选入少数民族作家精品选《金石榴》丛书。


2018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频频获得国内知名文学奖项。阿来的《蘑菇圈》、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鲍尔吉·原野的《流水似的走马》分别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和散文奖;《舞蹈》(肖龙)、《亲爱的树》(肖勤)和《奔跑的木头》(潘灵)三篇小说,散文《隐秘之路》(王开)和《草木一秋》(连亭),诗歌《春天,鹰的热血高过了长白山额冠》(巴音博罗)和《我的疑问随风飘散》(阿苏越尔)获得《民族文学》2018年度奖;阿来的长篇小说《随风飘散》获第七届华语文学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叶广芩的长篇小说《耗子大爷起晚了》登上2018年新浪好书榜;次仁罗布的《红尘慈悲》进入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雷子《天真的梦与羌野的歌》、阿嘞的《酥油花》入选第七届四川省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奖;尹向东《风马》获得第九届四川省文学奖;张远伦《我有菜青虫般的一生》获2018年度人民文学诗歌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吉狄马加等作家、诗人多次获得国际奖项。


在翻译作品中,吉狄马加、次仁罗布、叶尔克西、雨燕、阿拉提·阿斯木的作品被翻译成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塞尔维亚语、英语等语种和文字。相信在新的一年,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势头会更加强劲。



儿童文学:

步履沉稳

文 | 方卫平


刚刚过去的2018年,原创儿童文学创作给我的整体印象是,在阅读推广、出版市场火爆,而优质资源相对缺乏、出版门槛相对偏低的情势下,艺术步履依然沉稳。


例如,中长篇作品出版数量大,总体的艺术水准可圈可点。就中长篇结构艺术而言,许多作品在这方面的努力令我难忘。董宏猷的《野娃子》、黄蓓佳的《野蜂飞舞》、刘海栖的《有鸽子的夏天》、曹文轩的《疯狗浪》、常新港的《尼克代表我》、赵丽宏的《黑木头》、王璐琪的《给我一个太阳》、赵菱的《大水》、史雷的《正阳门下》、冯与蓝的《挂龙灯的男孩》、小河丁丁的《牧笛哥哥》、郝周的《黑仔星》等等,构成了2018年中长篇儿童文学创作斑斓的艺术容貌。


又如,2018年的儿童文学出版物,在插画艺术、装帧设计、印制品质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也令人印象深刻。捧在手中,立上书架,即成风景和美好。这不仅仅是一种出版本身物质表现能力的进步,也意味着一种视觉文化和审美能力的自觉与提升,更是儿童文学出版在总体上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准的一种标志。


展望2019年,我们对原创儿童文学的未来依然充满祝福与遐想。


例如,中长篇儿童文学的结构艺术如何在做得更加多样的同时,也更加绵密和深邃。很显然,结构艺术不仅仅关乎故事讲述,更与作品真正的艺术性、深刻性相关。如王安忆说的那样,“经验性、传说性故事和小说构成性故事是两个范畴”。如何写出小说构成意义上的故事,写出结构艺术真正意义上的独特、丰富与深刻,儿童文学还有努力的空间。


关于“慢写作”,这些年人们常常呼吁。这个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无疑是勤奋的,许多写作者对于儿童文学写作也满怀恭敬和揣摩之心。我以为,“慢”本身也许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如何不在市场、出版的催逼之下,不在名利的诱惑之中,忘记儿童文学创作者的责任与使命。永远都要记得,童年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草率和怠慢的。



网络文学:

20岁青年的神情

文 |  夏烈


2018,在网络文学20年的节点上,我们看到了它的繁荣、自信,也感觉到它对于未来发展的探索、思考,恰如一名年满20岁的青年的神情。2018年在网络文学场域中的阐述不仅于此。改革开放40年的宏伟变迁与中国网络文学20年联系起来,成为这一年网络文学各种现场和相关人士思考、表达的一个重中之重。


在我看来,这不但说明着网络文学这样一种汉语写作现象的“奇迹”诞生于什么样的时代环境,与40年尤其是最近20年的改革开放步伐有哪些相同的基因,还深层次地指出创作与文化土壤、文化阶段、文化选择的深刻关系,警示我们文学创作不是孤立垂直的大厦高峰,而是与历史、传统、生活、人民群众心理和诉求等皆具总体性关联的山脉长河,艺术的超越同样必须基于对时代生活变量的消化和回应。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网络文学。只有改革开放再出发,即作家的创作生命与国家民族的梦想相携行,才是网络文学百花齐放,在使命责任和思想解放中生发一批精品的条件。


2018年的网络文学中,现实题材的创作无疑加大了权重,这也与主流社会的提倡有关。齐橙的《大国重工》,郭羽、刘波的《网络英雄传Ⅱ:引力场》,何常在的《浩荡》,小桥老树的《奋斗者:侯沧海商路笔记》,牛凳的《春雷1979》,以及蒋离子的《糖婚》《老妈有喜》等,都从改革开放、社会发展、人生问题等立意着笔,将人物故事和价值重建有机结合。加之根据阿耐原著网络小说《大江东去》改编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在年底的热播热议,形成了网文写作和影视改编的新潮流、新趋势。


此外,由于2018下半年影视和文化资本领域的策略变化,对网络文学IP市场事实上构成了较大影响,同样说明了网络文学是市场属性极高的写作,上下游的产业发展都将波及和改变它的动向。网文界也在观望并期待2019年的景气度调升。



外国文学:

翻译减量 研究上升

文 | 陈众议


刚刚翻过去的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从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角度看,说够成绩不易,说透问题更难。篇幅所限,我只能说翻译依旧减量,研究持续上升。


翻译减量当然主要指数量。我们不太可能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追风”和饕餮般地吸收了。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文学生态趋于理性和正常。我们不再仰视洋人,我们在翻译和引进外国文学时开始变得越来越心平气和、沉着冷静。当然,这其中有资本、市场(版税)等方面的原因,而文学翻译迄今未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不像也不能像美国那么傲慢和自以为是。就文学翻译而言,中国对美国的逆差可是大了去了。正因为有美国这面镜子(美国每年的文学翻译少之又少),我们也更应该继续保持足够的量,以便使文坛既沐春风,亦见霜雪。再则,这也是构建同心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毕竟文学是体察世道人心的最佳途径。2018年,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全集和塞林格作品集等都有不俗的反响,另有一些旧作新译如马尔克斯及黑塞的中短篇小说也依然招人青睐。令人欣喜的是,东欧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文学翻译也占了相当的份额。除了几家翻译大社,其他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品种。至于村上春树的《刺杀骑士团长》,对很多“村迷”来说肯定是顿大餐,尽管它令人咋舌的版税着实令我捏一大把汗。


相对于文学翻译的减量,外国文学研究就显得益发繁荣昌盛了。除每年有一些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项目结项成书,各色核心期刊都满负荷运行。它们承载的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心血,但就目的物而言,却主要是欧美和广义的西方文学。同时,基于文化自信,不少同行开始摒弃“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唯文本论”。如是,社会历史批评和跨文化研究将渐成气候。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1月2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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